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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消费仅靠发消费券还不够
2022-5-17 9:33:00

扩内需:仅仅靠拉动基建投资还不够

一季度总量数据还不错,GDP增速4.8%,但分项数据显现出不少隐忧。例如,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除了基建投资增速大幅回升外,制造业和房地产投资增速都显著回落。从4月份的社会融资额数据可知,企业贷款大幅新增的主要支撑为票据冲量,剔除票据后企业贷款仅新增704亿元,同比大幅少增3754亿元。而且今年居民房贷余额月度数据第二次出现了净减少。

因此,最近稳房价政策也频繁出台,如央行推出差别化房贷政策来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房贷利率最低可至4.4%。但是,中国的房地产已经持续繁荣了20余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尤其是今年可能首次出现总人口数量下降,未来房地产行业需求不足将形成长期趋势。为此,今后政府应该在保障房建设、危房改造等方面增加投入,至少不要让房地产开发投资持续负增长。

此外,制造业投资是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比最大的,也应该在财政政策上支持新动能,加大研发投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去年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三重压力,其中一条是“需求收缩”,需求包括内需和外需,外需不是国内政策能把控的,内需则包括投资和消费两大类。目前看,投资主要靠基建投资来拉动,但消费方面的政策力度还有待加强。

一季度社消零售、限额以上零售增速分别录得3.3%、5.4%,其中3月增速分别为-3.5%、-1.4%,较1~2月增速均由正转负,社零环比增速也同步转负。受全国各地针对疫情采取管控措施的影响下,3月餐饮收入同比增速由正转负至-16.4%,对社零形成较大拖累。分品类来看,3月必需和可选消费品增速双双回落,可选消费回落幅度更大。由于4月份全国疫情加剧,估计消费数据更不乐观。为此,扩消费,避免消费持续负增长成为当然之选。

美国在2020~2021年疫情大暴发期间,通过财政向居民部门发钱的方式,不仅让美国居民部门直接获得超过两万亿美元以上的现金补贴,从而提高了居民储蓄率,而且拉动了居民部门的投资和消费。

因此,我国财政部也可以考虑发行特别国债的方式,向居民部门发放消费券。尽管不少地方也采取了发放消费券的方式,但存在规模过小、购买商品限制过多的问题,难以起到有效促消费的效果。例如,深圳近期发放了总额5亿元人民币的消费券,使用非常麻烦,与香港发放的超过700亿港元的消费券相形见绌。

尽管基建投资也能起到稳增长和促就业的作用,但为何促消费的效果要比基建投资更好呢?因为通过发放消费券来增加居民收入的方式,能更直接地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欲望。基建投资只是间接通过增加就业和投资机会来增加特定群体的收入,而且,基建投资创造的收入是企业、劳动者和税务部门的共同收入,劳动者在这一过程中能获取占比多少的收入,仍是未知数。

根据《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128元,比上年增长9.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1%。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增速与GDP同步,但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占GDP的比重只有43.4%,远低于60%左右的全球平均水平,其中美国为83.4%,印度为76.9%,德国为60.7%。

也许这是我国统计部门抽样调查获得的数据,可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低估,但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发放消费券可以在短期内改善居民部门的收入状况,尤其在疫情期间。

目前,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的杠杆率都偏高。如我国居民部门的杠杆率水平已经超过60%,也超过不少发达经济体的居民杠杆率水平;尤其当防控疫情的力度加大的时候,居民部门的资金链断裂的风险会显著上升。而企业部门的杠杆率水平(150%以上)几乎为全球最高,而且还存在债务成本在民企和国企之间较大差距的问题。那么,唯有政府部门加杠杆率,才能抵御可能出现的全球性经济衰退的风险。

我国政府部门的杠杆率水平,大概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日本的六分之一,因此,通过增加财政支出的方式来发消费券,应该具有足够的安全边际。

改善国民收入结构:仅靠发放消费券还不够

经济学需要研究一个重要课题,首先是如何调整社会总收入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部门之间的比例,包括存量收入和增量收入;其次,研究每个部门内部不同主体之间的收入比例,其目的是让这些比例最优化,以有利于实现经济高质量和可持续增长。

我在该领域没有系统研究过,但总体感觉在三大部门和部门内部存在部分结构性问题。例如,今年财政的扩大支出方面,应该大部分用于给企业部门的减税(退税)降费,总规模估计为2.5万亿元。同时,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65万亿元,大部分也用于投资基建等。如2022年专项债券重点用于九个大方向:一是交通基础设施,二是能源,三是农林水利,四是生态环保,五是社会事业,六是城乡冷链等物流基础设施,七是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八是国家重大战略项目,九是保障性安居工程。

但是,基建投资回报不断下降,目前已经低于专项债融资成本。例如2020年以来,专项债资金用于土储、棚改等项目用途受到较大限制,主要通过城投平台用于基建项目。城投平台投入资本回报率(ROIC)中位数已经从2011年的3.1%降至2020年的1.3%,明显低于专项债平均发行利率,从侧面解释了专项债资金使用效率的下降。

按照政府工作报告的要求,财政支出(收入再分配)要提高效能,故需要合理分配财政支出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部门之间的比例,面对基建投资投入产出比下降的情况,需要采取更加合理的对策。

这些年来我国GDP按支出法计算的构成中,资本形成(即投资意义上的)的占比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左右,而最终消费的占比过低。因此,提高消费占比应该是中国经济转型大方向。

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居民部门的消费率(居民部门消费总额占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过低。如2020年美国为67%,日本为53.4%,越南为67.8%,印度为58.6%,而我国只有38.1%

这说明我国居民部门的收入支出可能存在两大特征,一是投资(主要是购房)性支出比重比较高;二是居民部门内部的结构中,高收入家庭组(收入前20%)的收入占比较高,因为消费的主体是中低收入组(占人口的80%)。从国家统计局数据也可以发现,过去五年高收入组的收入增速,显著高于中等收入组

因此,促进消费的长期目标,首先应该是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中的占比,增加政府财政支出中用于居民部门的占比。其次,增加居民部门内部中低收入家庭组的收入占比。再次,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尤其在医疗和教育领域;扩大住房用地供给,有效抑制大城市的房价过快上涨,实行对特定人群的住房补贴,提高保障房的比重,降低居民部门的购房支出比例。这才能达到国家提出的“让群众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目标。

我认为,加快税制改革步伐和推进第三次分配在促销费中可以发挥有效作用。如果我们从税收角度去看,就更容易发现,我国的政府部门与企业部门的关联度很高,与居民部门的关联度较低。即与企业部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税收占到税收总收入的65%左右,与居民部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税收大约15%,如个税占比只有7.3%。换言之,政府部门对企业的依赖度较高,这也是投资和出口拉动作为增长模式的结果。但居民部门的收入结构问题是需要高度重视的,因为个税占比过低,也没有资本利得税、房产税和遗产税这三大基本税种,即居民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偏弱。

反观美国联邦政府的税收结构中,2020年个税占比达到47%,而企业所得税占比只有6.2%。因此,美国财政向美国居民发放现金补贴,给失业人员发放巨额失业救济金,可谓取之于中高收入者,发放给全体居民(杠杆率水平的提高实际上也要通过税收偿还),从而让居民在疫情暴发时仍然具有较高的消费能力和投资意愿。

从税收结构就可以解释,为何我国的减税降费主要针对企业部门,对居民部门的减税或补贴(如发放消费券等)的案例很少。货币总量的持续扩张(如M2长期高增长),其结果一般都是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中的高收入者受益,而中低收入者的相对收入减少。而统计数据表明,从2020年开始持续三年的疫情,使得居民部门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原因是中低收入者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部门,人际接触率较高,容易受疫情影响而被动歇业。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在十四五时期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目标。因此,在共同富裕的长期目标下,中国经济要实现转型,首先需要通过税制改革来缩小收入差距,通过对高收入者实行有效征税来提高个税比重,如目前的个税主要构成是工薪,难以对少数企业主的“企业与个人税制之间的套利行为”进行有效监管。其次,应该按照五中全会要求,发展社会慈善事业,增强企业家的责任感,通过第三次分配来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和社会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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