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文

   投资银行业务的发展机遇，来自于流动性过剩导致的资产价格上涨、大宗原材料价格上涨、可以预期的加息和人民币不断升值。具体而言，在流动性充裕的背景下，企业倾向于利用资本市场转好的时机加速股权融资、通过购并重组以降低成本、通过QDII等业务拓宽海外投资渠道，这些都离不开投资银行的参与，投行的好日子刚刚开始。
　　近来，“流动性过剩”这一专业术语被财经类媒体广泛传播。就本人的粗浅理解，从一国经济的角度看，“流动性过剩”可以表现为广义货币的增长率超过GDP增长率；就银行系统而言，则反映在存款超过贷款的差额上，即所谓的存贷差。据央行公布的数据，截止到今年上半年，中国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为33.13万亿元，各项贷款余额为22.79万亿元，存贷差达到了创纪录的10.34万亿元，比2005年底增加了1万亿元。在当前的汇率制度安排之下，从货币投放的直接渠道看，较快的外汇储备增长相应导致外汇占款的增长，是导致流动性过剩的最主要原因。今年1-6月，外汇储备又增加1222亿美元，这意味着近1万亿元的货币投放，与上半年存贷差增加额相当接近，这似乎是一种巧合。
　　      

             流动性过剩动摇银行传统盈利模式
　　要解决或抑制流动性过剩问题，加快人民币升值的节奏无疑是最有效的手段，此外，继续加息、提高准备金率和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可以成为控制流动性过剩的组合性货币政策。但从货币政策实际可以调控的余地看，却是非常有限的。比如，人民币升值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如果一步到位，不仅会对国内的出口型生产企业造成巨大冲击，加剧中国经济的通货紧缩局面，也会导致央行持有的美元资产大幅贬值，继而冲击美国的国债市场，这也不是美国愿意接受的。加息虽然不失为抑制流动性的一种手段，但大幅加息并不现实，小幅加息的效果也不会明显。总之，在全球经济失衡、流动性充裕的背景下，中国流动性过剩的出现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不能指望在短期内得到抑制，要解决这个问题，也不仅是货币政策的职责，还涉及到中国金融体系的重组。
　　长期以来，中国所谓的金融体系实际上就是银行体系。以融资结构为例，去年间接融资（银行信贷）占社会总融资的比重接近80%，直接融资中除去财政部发行的国债和仍在银行体系内的短期融资券，企业债规模很小，股票融资去年也只占到总融资额的6%左右。相对美国去年88%的直接融资占比，中国金融体系畸形现象十分明显。庞大而垄断的银行体系养成了长期以吃利差为主导的盈利模式，因此，所谓的流动性过剩，也源于金融体系内部效率的低下，而非实体经济投资需求不足。事实上，有相当数量的中小企业面临着融资难的困境，民间借贷仍相当活跃。如果银行能够对中小企业的风险进行合理的评估、定价，即使是在现有的资本约束下，信贷也还有一定的增长空间。比如有数据表明，去年末浙江各银行的存贷比达到81%，远高于全国67%的水平，而浙江各银行的坏账率水平，也是全国最低的。
　　个案的成功并不表明它的可复制性，相反，打破商业银行在金融体系中一手遮天的格局，通过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来重塑银行的业务构架，并以此提升银行服务效率和竞争力，倒不失为一种战略安排。事实上，正是由于流动性过剩的加剧，银行吃利差的传统盈利模式已经开始动摇；而流动性过剩给整个经济和社会带来的直接影响，则表现为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和以石油、有色金属为代表的大宗原材料价格的持续上涨。对企业而言，无论是通过获得可以增值的资产来实现财富的增加，还是通过规避成本上升风险来保持盈利能力，都显得非常迫切。虽然它们仍可以从银行获得帮助，但投资银行操作这些业务无疑更加得心应手。所谓投资银行，通俗地讲，就是帮有钱的人用钱，替没钱的人筹钱。

　　             投资银行业务发展的四大新机遇
　　笔者认为，投资银行业务的发展机遇来自于流动性过剩，来自于流动性过剩导致的资产价格上涨、大宗原材料价格上涨和未来可以预期的加息和人民币不断升值。
　　首先，资产价格、尤其是流动性较好的资产，如房地产和股票权益类等资产价格的上涨，使得社会资金向这类资产流动，从而使得这些资产产生溢价。对企业而言，直接融资已经能够降低融资成本，如果通过发行股票的方式还能获得溢价收入，那肯定愿意采取股权融资的方式，而不再通过银行贷款来融资。近来，上海港务局通过上港集箱取得整体上市的资格、中国银行及大秦铁路股票的发行，都说明企业正在利用资本市场转好的时机，加速上市步伐。对金融监管当局而言，由于直接融资比重的增加既可以降低银行风险，又可以减轻银行存款增加带来的流动性过剩的压力，自然是其乐意看到的。而投资银行部门则可以通过这一业务获取可观的承销费收入，从而壮大实力。
　　还有，上游原材料成本价格的上涨，也会迫使企业通过购并重组的方法来整合资源，以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如通过纵向购并，整合产业链来降低成本；通过横向并购来减少竞争对手以提高产品的议价能力。这些购并活动同样离不开投行的参与，也给投行业务发展带来了机会。
　　再者，人民币升值有利于降低海外投资成本。当国内由于投资渠道不畅导致资产定价过高的时候，海外权益类或固定收益类资产的估值就显得非常有优势了，对投资银行而言，发展QDII业务将拓宽新的业务渠道，而通过海外投资，也可以对冲部分由于外资进入带来的流动性过剩的压力，因此，这一类操作也应该受到金融当局的鼓励。此外，在国内通过加息来应对流动性过剩的时候，通过股权融资的成本优势也将体现出来。
　　投行业务除了在融资并购市场受益于流动性过剩之外，还将受益于二级市场的交易。因为随着人民币的升值和利率水平的提高，实体经济的投资成本势必提高，而收益率则趋于下降。大量的资金将拥入资本市场，这也将给资本市场带来交易的活跃，并促使二级市场的创新品种的推出。事实上，今年以来，证券公司的业务量已经出现暴增局面，资金很明显地从实业乃至从房地产、期货等领域流向股市。
　　可以预见，中国的流动性过剩还将持续下去，结局是悲是喜还很难预料。回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人们把只有2万亿元的银行居民储蓄看成“笼中虎”，担心一旦涌出，将酿成恶性通货膨胀，但最终恶性通胀没有发生，反而出现了通缩。时过境迁，如今大家倒是盼着15万亿元的存款能出来消费。可见一旦大家都有了担心，悲剧往往就不会发生。但不管如何，对投资银行业而言，好日子应该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