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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动的趋势
中国的人口流向的总体趋势，就过去一段时间而言，整体是由中西部地区往东南地区流动，我们称之为“孔雀东南飞”。因为那个年代高速公路、高铁较少，总体流向还是往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两个方向流动。往长三角走的是318国道，往珠三角走的是321国道。
当时的321国道集聚了大量的农民工。十年前我写了篇文章《从国道到高铁：一场变迁一场梦》，认为中国能够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主要是靠本国农村地区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转移。作为中国第一大省的广东，其制造业得以迅猛发展的人力资源要素大量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农村。321国道，从成都出发，经过内江、泸州、贵阳、桂林、梧州、肇庆至广州，跨越四个省，长度为2220公里，是一条非常值得纪念的道路。因为它是从西部通向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广东，通向让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的珠江三角洲。四川是中国人口第一大省（在重庆没有设直辖市之前），是外出农民工最多的省份；贵州因地少人多导致贫困；与321国道挨得比较近的是湘西，也属于非常贫困的地区；而即便是粤西，同样也比较贫困。外资在珠三角市场需要大量的农民工，这种人口的大量流入使得中国经济能够迅猛发展，中国制造业也逐步发展起来了。
当时，每逢春节，大约有十几万摩托车大军沿着321国道返回广西、贵州、湖南和四川老家过年，成了春运交通线上一道特殊的风景。2017年时这条返乡之路还比较繁忙，其峰值可能是在2012年。之后中国新增农民工的数量不断减少。321国道是中国持续很长时间的一条从西往东的中国人口流向之路。这条路这两年开始稀稀落落了，从2018年开始出现显著变化，主要是因为现在珠三角的农民工人数已经出现了净流出。国家统计局关于农民工统计调查报告显示，2018年，珠三角农民工净流出就达186万，2019年净流出超过100万。总体来讲，中国人口从农民工开始，已经开始逆向流动。农民工逆向流动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整个广东，以及全国的经济增速都在放缓，低端制造业有些外迁去了东南亚；另一方面，有些低端制造业内迁，所以农民工反流现象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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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过后的资本市场，看上去总觉得有点怪。A股市场先是受到疫情的突发影响，首日出现“熔断”，之后又慢慢修复乃至出现繁荣景象。美股则更怪异，先是出现“技术性熊市”，之后则出现了戏剧性大逆转，不仅走出了牛市，而且纳指和标普500还创出了历史新高。不过，最近中美股市都出现了回落调整，让我们静下来观察资本市场的变化和它的真实面貌。
“好赛道”已经拥挤不堪
今年证券市场的一个流行词叫“赛道”，意思是资产配置就应该配置在好赛道上。那么，好赛道有哪些呢？主要有医药生物、食品饮料、电子、计算机行业等。今年公募基金的业绩也都非常好，上半年股票型基金的平均收益率为24.21%。从行业ETF的净值变化看，医药生物、食品饮料、半导体等行业的投资回报率名列前茅，成为令人羡慕的“好赛道”。
好赛道意味着赛道内的公司具有高成长特性，于是这些好赛道上奔跑的马儿（公司）估值水平（市盈率和市净率）都不低了。如根据我们对8月末股价水平的计算，医药生物行业的大市值股票（行业营收排名前30%）的市盈率中位数为61.7倍，市净率为10.8倍；食品饮料行业的PE为57.3倍，PB为12.5倍，电子的PE为55.3倍，PB为6.5倍。
相比之下，“差赛道”的估值水平就处在历史的低位，如银行业的PE只有5.7倍，PB只有0.7倍。房地产业的PE只有6.9倍，PB只有1.2倍，均处在历史估值水平的极低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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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以来，受到突如其来的疫情影响，经济出现负增长，但楼市和股市都呈现上扬走势，这实际上都是需求侧政策发力的结果。那么，今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还会继续大力度刺激需求吗？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究竟如何操作？本文试作探讨。
需求侧发力必要但存在弊端
面对突如其来的全球性疫情爆发，很多国家都采取了降息和实施量宽政策，美国两次降息，逼近零利率，我国也不例外，降准降息，截止到今年6月，一年期LPR下降46BP至3.85%，五年期LPR下降20BP至4.65%。M1、M2同比增速均拐头向上。
在财政政策方面，我国将财政赤字率上调至3.6%，此外还有发行1万亿特别国债和3.75万亿元地方专项债。但美国的财政政策力度要比我国大很多，预期今年美国的财政赤字率就会达到15%左右。
例如，美国既给大部分居民疫情补贴，又大量发放失业救济金，美国二季度居民可支配收入同比增幅高达11.5%，而居民消费减少了10.7%，由此居民储蓄率提高至25.7%。中国今年上半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2.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1.3%，远低于美国。同时，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上年同期名义下降5.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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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以来，受到突如其来的疫情影响，经济出现负增长，但楼市和股市都呈现上扬走势，这实际上都是需求侧政策发力的结果。那么，今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还会继续大力度刺激需求吗？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究竟如何操作？本文试作探讨。
需求侧发力必要但存在弊端
面对突如其来的全球性疫情爆发，很多国家都采取了降息和实施量宽政策，美国两次降息，逼近零利率，我国也不例外，降准降息，截止到今年6月，一年期LPR下降46BP至3.85%，五年期LPR下降20BP至4.65%。M1、M2同比增速均拐头向上。
在财政政策方面，我国将财政赤字率上调至3.6%，此外还有发行1万亿特别国债和3.75万亿元地方专项债。但美国的财政政策力度要比我国大很多，预期今年美国的财政赤字率就会达到15%左右。
例如，美国既给大部分居民疫情补贴，又大量发放失业救济金，美国二季度居民可支配收入同比增幅高达11.5%，而居民消费减少了10.7%，由此居民储蓄率提高至25.7%。中国今年上半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2.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1.3%，远低于美国。同时，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上年同期名义下降5.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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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不断有券商并购传言，传言真假难辨，但无风不起浪，今年以来证券市场活跃，增厚了券商盈利。监管部门曾表示，发展高质量投资银行是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资本市场发展决策部署的需要，也是推进和扩大直接融资的重要手段。要“积极推动打造航母级头部证券公司”。那么，当前通过券商合并的模式是否可以打造航母级头部券商，进而推动直接融资比重的提高呢？
直接融资比重低与券商强弱有关？
早在1996年，我便对中美直接融资的比重做比较，同时还研究了美国前五大投资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发现中国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之比只有1：9，而美国大约为8：2。同时，中国所有券商的总资产之和不及美林的十分之一。故当时我认为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空间巨大，券商的规模有望大幅提高。
但那么多年来，我国的直接融资比重依然没有显著提高，大约占社会融资总额的比重在15%左右，其中股权融资占比只有5%左右，这也是过去30年来中国金融改革的痛点所在，即中国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还亟待提升。那么，是否通过做强做大券商，就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呢？恐怕还没有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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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下行不是问题，
结构失衡才是问题
1、疫情加速经济下行步伐：改变斜率而非趋势
全球经济由于受到疫情影响，今年也是变化比较大。既有疫情问题，又有经济问题，同时还有一些贸易摩擦、地缘政治等等相互交错，所以比较复杂。全球经济处在一个结构的失衡当中，疫情又进一步加速了经济衰退的步伐。美国复工之后，疫情爆发的数量还在进一步增强，疫情持续时间更加变得遥遥无期。
所以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疫情加速了经济下行的步伐。也就是说，没有疫情的话，经济由于长期以来的结构性问题使得增长乏力，经济增速在缓慢地下行；疫情则加速了经济下行的步伐，改变的是斜率，并没有改变趋势，即经济下行的趋势并没有改变。
(1)美国疫情仍没有得到控制，拉美、南非、印度失控中
我们在今年2月3日，也就是股市开市的第一天，发布了《疫情拐点何时出现——基于数学模型的新冠病毒传播预测》的报告，对于新冠疫情做了预判。我们当时预判的累计人数是8.8万左右，我国现在累计确诊人数还接近8.8万这个数；同时，我们也预测到中国复工潮不会带来疫情第二波、海外疫情会失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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