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6-1 11:29:00
    我国6亿居民月收入只有1000元被刷屏。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9年统计公报看,我国中等偏下收入和低收入组共5.6亿人的人均月可支配收入为965元,而高收入组所包含的2.8亿人口的月可支配收入达到6367元,可见,居民收入分化现象很明显。此外,人口与区域、产业和企业的分化也在扩大,疫情或加剧分化,这将对商品价格和资产价格的未来走势带来什么影响?

      政策对冲分化:改变斜率而非趋势

  《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与以往相比,最明显的不同是非常强调中央给地方让利、银行给企业让利,同时还提出了“强化扶贫举措落实,确保剩余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实际上是全社会向低收入群体让利

  尽管过去也强调均衡发展,但措辞没有今年那么强烈,如“各级政府必须真正过紧日子,中央政府要带头,中央本级支出安排负增长,其中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减50%以上”;“上述2万亿元全部转给地方,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决不允许截留挪用。”

  又如:“金融机构与贷款企业共生共荣,鼓励银行合理让利。为保市场主体,一定要让中小微企业贷款可获得性明显提高,一定要让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要高于40%。支持企业扩大债券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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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5-26 9:08:00
    全国两会上,有代表和委员接受采访时指出,上证综指编制方法有待优化,笔者也认为十分必要,应引起证监会、上交所等有关机构的充分重视。

  上证综指的表征性有提高空间

  沪指失真问题不是一个新问题,至晚从2006年开始,“沪指失真”已经成为一个市场上上下下尽人皆知的专有名词。对于A股投资者来说,可能经常会疑惑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沪指没有充分体现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中国经济实现了长达三四十年的高增长,2000年中国GDP突破10万亿元,2019年已达99万亿元。而上证综指在2000年就已经达到2000点,2020年为何仍未突破3000点,10倍的GDP与50%的股指涨幅,反差不可谓不大。

  其实,如果以沪市总市值来看,经济总量的增长是得到了充分反映的。2000年上证总市值约3万亿元,2019年底已达35万亿元,同期GDP从10万亿元到99万亿元,两者都是10倍左右的增长,幅度相当。但为何指数总是不涨呢?为何沪指没有充分体现出这种增长呢?

  我们说,这是因为上证综指的表征性还有提高的空间。

  四大原因影响沪指表征性

  近年来上证综指表征性不够理想,股指与名义GDP规模的联动性不够理想,主要有四方面的原因。

  一是我国上市公司结构与宏观经济结构变迁未完全同步,宏观经济结构中金融以及传统周期性行业的重要性有所弱化,而上市公司结构中的传统行业占比明显高于在GDP中的占比;网络经济、数字经济、高技术经济等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越来越高,而其中代表企业(如阿里、腾讯、华为等)均未在A股上市,高质量新兴企业的缺失影响了股指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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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5-25 8:20:00
    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受到社会广泛热议,资本市场也有所反应。我作为连续三届的地方人大代表,可能比一般学者对政府工作报告的理解会更深入些。

  今年不设GDP增长目标是件好事

  全球恐怕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居民更关心本国的GDP增长目标了,这也使得海外媒体也格外关注我国的GDP目标。每年年末,我们都要预测下一年度政府工作报告的经济增长目标和其他目标,去年年末,我预测的GDP增长目标是6%左右,CPI为3.5%左右。如果没有疫情,我相信这两大预测结果都能应验。

  由于新冠病毒疫情突发,并蔓延到全球,尽管中国疫情得以顺利控制,但全球下半年疫情能否得到控制还不好说,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一定会受到全球疫情不确定性的影响,故不设目标合乎逻辑。

  实际上,笔者认为全社会长期存在对GDP增长目标过度关注和过度解读问题。昨晚我与连续两届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中泰证券李玮董事长沟通,询问他什么时候拿到《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的,他说正式开会的时候才拿到,与媒体直播总理宣读政府工作报告的时间几乎一致。这一方面说明全国人大的会议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社会关注度过高使得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公开披露的时间被严格规定。

  地方开两会,通常在开幕式前一天,人大代表们就已经拿到了政府工作报告的纸质材料,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政府工作报告并不是保密材料;而且,在正式报告发布以前,人大代表们和社会各界提前约一个月就《政府工作报告草案》进行了广泛讨论并提出修改意见。

  五六天前,一位外地朋友打电话向我咨询,说他所在的城市刚开完两会(因疫情而延迟),确定的GDP增长目标居然为6.5%,这是难以实现的目标啊。我解释说,该城市有它的苦衷:省里的两会疫情前就开过了,确定的GDP目标为6.5%,该城市不能“拖后腿”,而全国两会还未召开,不知道会定什么目标和怎样力度的政策,故该城市只能与省里之前设定的GDP增速目标保持逻辑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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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5-22 11:48:00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改革创业板并试点注册制。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李迅雷解读称,注册制试点很快从科创板推进到了创业板,意义非常重大,这将有利于改善整个融资体系。同时,逐步推开注册制试点意味着资本市场将进一步跟国际市场接轨、进一步走向开放。在资本市场改革和走向开放的背景下,A股市场将实现健康、稳定发展。

  谈到对创业板改革的期待,李迅雷认为,要严格实施退市制度,企业要做大必须优胜劣汰。严格执行退市制度,对提高公司治理水平、维护投资者权益、保护投资者的利益都是有利的。

  李迅雷认为,注册制下要求更加充分的信息披露,对于弄虚作假行为的惩处力度要加大,解决资本市场违法违规成本过低问题。

2020-5-18 12:01:00
  5月16日,光大理财召开首场线上策略发布会,聚焦后疫情时代的财富管理。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在线作了主题演讲,他认为,2020年全球经济走势将在震荡中下行,为应对冲击,中国应重点发挥财政政策,基建与新基建并行。

  他同时认为,下一个十年,中国经济在全球总量的占比将继续提升,在中国配置资产将是明智选择,但中国经济进入存量时代,机遇将是结构性和区域性的。

  疫情加速全球经济衰步伐,贫富差距问题需引起重视

  全球疫情仍在持续,全球经济和产业链恢复如常仍尚待时日。

  “中国在新冠疫情的防控上为全球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欧美疫情仍在持续发酵。”李迅雷说,现在核心问题在美国,如果美国的疫情能得到有效控制,那么全球防疫形势就会有所好转。

  但他同时认为,即便没有疫情,全球经济也出现了衰退迹象。2019年,美国GDP增速降到2.3%,欧盟降到1.4%,日本稳定在0.7%,印度降到5.3%。加上全球贸易摩擦,使得全球各类的要素成本进一步的上升,疫情则进一步加速全球经济衰退的趋势。

  为了应对全球经济衰退,发达经济体纷纷采取降息举措,欧盟和日本疫情前已处在负利率阶段,疫情之后,美国甚至采取了无限量货币宽松政策,以便应对流动性危机。

  李迅雷认为,从目前来看,流动性危机虽然得以解决,但治标不治本,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内在矛盾依然没有解决。在经济过热导致出现资产泡沫时,降低处在高位的利率是有空间的,但疫情之前利率已经处在低位,没有多少降低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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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5-11 9:46:00
  房地产的未来前景如何,究竟有没有后浪呢?前期写了一篇《疫情让泡沫更刚性?》的文章,也引发了大家热议,近期媒体邀请了我与《刚性泡沫》的作者朱宁教授对话,复旦管院也邀请我与宜居集团CEO丁祖昱博士对话,为此,我整理一下我与他们两位对话的主要观点。

  从五个维度考证房地产“后浪”

  决定房价的因素很多,人口变化确实是决定房价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因为房子主要是用来住的,人口老龄化、少子化会降低对房地产的需求,流动人口减少,会导致城镇化进程的放缓,进而减缓城镇房地产需求的增速。

  我之前也多次提到:判断中国城市化率将达到多少水平,不能只看我国城市化率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还得考虑人口老龄化水平,年纪越大,越不愿意流动,中国经济的特征之一就是“未富先老”,因此,我对城镇化的发展空间并不太乐观,例如,从2011年起,城镇化速度明显放缓,过去城镇化率每年平均提高1.4个百分点,2018-19年就降到1.06个百分点。

  2021年后我国将步入深度老龄化:

  从经济周期看,我国GDP增速自2010年出现反弹高点后,便开始回落,至今已经持续回落了10年,明显是处在下行周期中。而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的回落也与GDP增速同步,在2010年达到33%的高点后,持续回落。但跌至2015年接近零的水平后,2016年开始反弹,不过幅度不大。今年估计为负增长。到今年3月末,房地产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71.8亿平方米,房地产广义库存持续上升。

  房地产开发投资与GDP增速均在2011年开始下行:


  那么,为何开发投资增速回落而房价依然坚挺呢?因为影响房价的因素很多,除了我提及的五个维度外,还有消费升级、土地投资偏好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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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4-29 9:14:00
   还有5亿人没坐过马桶, 10亿人没有坐过飞机,但是今天我们的马桶还是过剩,飞机载客量不足。产能过剩,因为有效需求不足。

  你一定要把钱贷给那些要破产的企业,对银行来说也不是市场行为。

  以直播卖货来说,对生产效率提高、经营成本下降、减少库存肯定是有好处的,但它没有对劳动生产率带来多大的提升。

  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生活带来巨变。IMF在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中,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比三个月前的预测调低了6.3个百分点。

  近日,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讲述他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看法。

  南方周末:现在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涉及多个方面,如何在效率上进行权衡?

  李迅雷:这个很难,因为没有足够大的数据量,只能先做了再说。总体上,我认为还是要平衡,供给端和需求端都要平衡,不能只考虑供给,不考虑需求。

  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我就提出,中国人大概还有5亿人家里没有卫生设施,通俗地说,还有5亿人没坐过马桶,但是今天我们的马桶还是过剩。产能过剩,因为有效需求不足。

  南方周末:你近期撰文呼吁现金补贴居民以拉动需求。从操作层面看,它难在哪?

  李迅雷:对。从操作层面来讲,政府的压力会比较大。因为僧多粥少,中国人理想中一向“不患贫而患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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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4-23 9:01:00
  说到房地产,几乎所有买过房的人都可以称为“专家”,毕竟房子是居民资产结构中最大类的资产,是可以用来“改变命运”的资产,谁没有过刻骨铭心的研究呢?假如我认为房地产有“泡沫”,那就得遭很多人骂,因为这涉嫌贬低他们的“资产价值”。最近,疫情还在延续,但深圳、杭州、南京、成都等一二线城市的房地产“火爆”得出人意料。为此,我提一些往事,谈一些感想。

  中国房地产:理性繁荣还是非理性繁荣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席勒(RobertJ。 Shiller)是我非常敬佩的经济学家,他是行为金融学的创始人之一。我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研究中国资本市场,起初对于A股的估值水平长期偏高的现象难以理解,于是就试图从行为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去寻找答案。后来,终于找到了席勒这部惊世之作——《非理性繁荣》。

  关于《非理性繁荣》这部书,还有一个经典故事。1995年年末某天,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召集的专家一起交换了关于股市的看法,大家一致认为,股市处于过热阶段,应让投资者注意,其中席勒教授把这个特殊阶段称为“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Exuberance)。两天以后,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一次私人性晚餐会上的演讲,用“非理性繁荣”来形容当时的股市。

  虽然这只是一场非正式的演讲,但发达国家的股市便“默契”地作了下跌反应,日经指数下降3.2%,德国DAX指数下降4%,英国富时指数下降4%,美国道·琼斯指数前半段交易下降2.3%。然而,管理层的警告只是在短时间内让投资者清醒一下,美国的股市继续带动全球股市向上。美国股市的真正下跌是在格林斯潘发出警告五年之后的2000年中旬才发生,而中国股市也跟随着美国的网络股泡沫,直到2001年中旬才下跌。

  记得我在2007年3月份的时候,认为A股也出现了“非理性繁荣”,于是在《新财富》专栏上发表了《资产膨胀下的估值缺憾》一文,试图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来解释A股股价走向非理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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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4-17 9:00:00

   新冠疫情全球扩散至今,对全球资本市场、经济增速、贸易增长、跨境投资以及制造业等的冲击,或已超过08年次贷危机、12年欧债危机,与1929年“大萧条”之初的走势颇有相似之处。疫情只是催化,背后是全球低利率、高债务驱动下,“低增长,高动荡”模式难以维系。

  本次“新冠疫情”全球扩散至今,对全球资本市场、经济的冲击,直观上看,或已超过08年次贷危机、12年欧债危机,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与1929年“大萧条”之初的走势颇有相似之处。虽然目前推断是否会出现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破产的“雷曼式金融危机”还为时尚早,但全球经济衰退已是必然。从本次问卷结果也可以看出,多数受访者均认为全球经济增速、制造业PMI、贸易增长、跨境投资增速等今年会出现放缓。

  图表1:多数受访者中认为全球经济增速、贸易增速、跨境投资、PMI放缓

  来源:财经, 中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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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4-13 9:33:00
  三月初国内股市反弹,欧美股市下跌,于是不少人认为中国成为国际资本的避风港,因为A股估值水平处在历史低位,国内疫情又得到了较好控制,而欧美的疫情却失控了。如今,美国的新冠确诊人数仍在创新高,资本市场大幅震荡,但全球资金却大规模流向美国,到底谁是避风港呢?疫情之下,“去中国化”的思潮渐渐泛起,我们该如何应对?

  是否成为避风港,先要了解吞吐量和流向

  外资进入国内资本市场主要是两个渠道,一个是QFII渠道,2002年就建立了国际合格机构投资者通过外管局审批和,用外汇换人民币投资A股;到今年3月末,外管局审批累计审批QFII投资额度1131.59亿美元、RQFII投资额度7124.42亿元人民币;另一个渠道了陆港通渠道,即通过香港市场投资国内的股票和债券等金融产品。

  据证监会副主席李超在3月22日说,外资持股占A股流通市值4%不到,也即占总市值不超3%,这里面其实还包含了不少海外中资通过RQFII和陆港通进来的资金。但外资在日本股市的比重在30%左右、中国台湾25%左右,韩国16%左右,比例均远高于A股市场。

  因此,我国资本市场的外资比重还是非常低的,尽管QFII开通至今已经18年了,额度管制也都取消,我国金融开放的政策力度越来越大,但毕竟我国汇率国际化程度还比较低,这就决定了“金融国际港”的吞吐量不大。

  如到2019年末,人民币外汇储备资产约合2027.9亿美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资产的1.89%,美元则超过60%。而在国际支付市场中,人民币的占有比例大致也只有1.6-1.9%之间,相比我国GDP占全球16%的比重而言,我国金融的国际化程度确实不高。

  据统计,3月份A股市场北向资金净流出678.73亿元,创下了自陆港通开通以来单月净流出的最高纪录,而且,第一季度净流出也达到179亿元,与去年外资大规模流入形成鲜明对照——这颇有戏剧性,在市场讨论A股市场“避风港”功能最热闹的一个月。

  那么,流出的资金流向哪里呢?从美元指数走势看,3月份先抑后扬,成为避险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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