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认证资料显示为“上海市人大代表李迅雷”1月17日晚间在微博阐释了成熟市场与新兴市场的区别，并表示中国股市扩容导致亏损率大幅提升。

李迅雷在微博写道：“【成熟市场与新兴市场的区别】据说过去20年美国汽车数量增加73%，但交通事故导致死亡人数下降27%，原因是随汽车数量增加，人们驾车规范度提升。中国汽车保有量已是全球第二，但87年至今交通事故导致死亡人数世界第一，80%是因司机违章。中国股市规模全球也是第二，扩容导致亏损率大幅提升，新手太多？”

海通证券 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12月28日在微博发表对资本市场的寄语：祝愿2012资本市场能开启投资者盈利之门。

李迅雷表示：“历史已血写：急功近利政策不会带来牛市，机构入市无助于救市，一个仅发挥融资功能的市场对不住投资者。2012中国经济将回落筑底，资本市场能否提前腾飞取决于推进经济转型力度、呵护投资者态度和规范市场的透明度。祝愿投资者在2012能理性应对，开启盈利之门。”

　　李迅雷表示：“时下官方提倡创新驱动，但按Porter发展四阶段论：生产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富裕驱动，日本70年代末才进入创新驱动，当时日本的城市化率已达78%，中国目前仅50%，明显处于投资驱动阶段。无奈行政主导的投资驱动效益低下，唯需彻底改革来解决结构失衡问题。”

　改革是早晚要推行的，绕不过去。尽管主动改革比被动改革所付出的代价要小，但主动改革的彻底性往往不如倒逼机制作用下的被动改革。

　中国金融需要改革的地方很多，对内如利率市场化改革、金融服务业准入制度改革及监管体制改革等；对外如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外汇管制改革等，但这些理论上和舆论上都支持的改革举措却迟迟未能推进。尤其是利率市场化口号自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喊起，但至今没有多少进展，而在汇率制度改革行如蜗牛的同时，人民币国际化却加快了，比如，采取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及与各国频签货币互换协议等方式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但人民币国际化能够绕开外汇管制问题来实现吗？而利率市场化的推手又在哪里？

　　金融改革迟缓缘于利益格局难以撼动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利率市场化方面也在积极推进，但总是避实就虚，以1996年银行拆借利率市场化为标志，中国为利率完全市场化做准备的时间已有15年。到目前为止，国内的债券市场利率、同业拆借利率、贴现利率都已基本实现了有限度的市场定价，外币利率的市场化基本到位。尽管利率市场化标志之一的贷款利率可以上浮，但存款利率还是不能上浮，这使得银行可以维持较高的利差水平，并以此来获得超高的垄断利润。

　　利率市场化不能彻底推进的原因还是在于利益格局难以撼动。首先，从政府财税和国有股东的利益看，去年银行业税后利润总和接近9000亿，又是纳税大户，一旦现有的盈利模式受到冲击，影响面就太大了；其次，从地方政府和企业(尤其是大型国企)的利益看，低利率有利于降低他们的融资成本，一旦存款利率可以上浮，则贷款利率也会相应上浮，这就会提高他们的债务负担和未来的融资成本；第三，从银行自身的利益看，息差收入构成了利润的绝大部分来源，而主要大银行的行政级别都是副部级，使得银行部门在维护自身利益方面拥有更强的话语权。

　　再来讨论一下汇率市场化为何迟缓。关于实现人民币资本账户下的自由兑换也讨论已久，但前提恐怕是汇率机制要从管理汇率转向浮动汇率，而这又需要等待已经启动很久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何时完成。今年上半年，尽管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33%，但对日元和欧元却是贬值，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不升反降了3.02%。可见，人民币从盯着美元变为盯着一揽子货币的所谓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进展并不明显。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难以推进的根源，还是来自升值对部门利益的冲击。维持现有汇率形成机制不变，首先还是出于对出口部门保护的目的，目前出口部门对就业的贡献还是非常大，人民币升值显然不利于出口，更不利于就业；其次，维持汇率稳定关系到近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保值问题；第三，缓慢升值可以抑制热钱流入和套利行为的发生。

　　至于金融领域内其他改革举措的推进为何也非常缓慢，还是与不愿意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相关，因为改革首先触动的是现有的利益格局。由于过去十几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速超过10%，财政收入更是高速增长，金融部门的风险防控能力也大大加强，这就使得改革的紧迫感有点缺失，导致理念上认同改革而实际却不作为的倾向。

　　绕过金融改革的代价远超金融改革成本

今年以来，中国用于民生方面的财政支出比重已经明显增加，说明在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 .5左右的时候，再不增加在社会福利和保障方面的投入，社会平稳将难以维持。而市场经济本身在这个时候，也会发生自动调节收入结构的功能，使贫富差距趋于收敛。基于这样一种判断，预计C PI的“补涨”过程还比较漫长，9月份C PI将在6%左右，11月份大约回到5%左右，但明年恐怕还是会维持在4%左右的偏高水平。

　通胀是货币总量投放过多引起的，但货币总量投放过多还导致通胀之外的结构性问题，如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扩大等。若为了抑制通胀而过多地干预价格，则非但不能解决经济结构性问题，反而导致加重价格结构问题，导致资源的错配。

　　例如，对汇率的过多干预，压低人民币汇率，导致出口高增长，外资及热钱大量流入，从而使得基础货币超量投放，导致资产价格膨胀，最终触发通胀。因此，无论是金融领域的汇率、利率，还是商品领域中的部分所谓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商品价格，都存在“被管理”的现象，其结果是价格被扭曲，各类制度性、结构性问题盘根错节，成为经济转型的巨大障碍。

　　因此，既然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模式，那就要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化解诸多问题，只有市场化方式解决不了的问题，才属于政府的职能范围，如为缩小贫富差距所采取的财税政策，用来转移支付，增加公共服务和公共福利，对低收入群体进行补贴等。既然在缩小贫富差距和抑制通胀之间存在悖论，那么，就不应该采取人为调控物价的方式来抑制通胀，而是通过市场化机制来理顺金融和商品领域内的价格，该涨的就让它涨，该跌的就让它跌，只要在财政上给予中低收入群体相应的物价补贴，就可以来弥补通胀对老百姓带来的生活成本上升的损失。

罗杰斯谈国际大势，国泰君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讲中国趋势。9月16日举行的罗杰斯“掘金中国·发现湖南”大型投资报告会上，李迅雷作了主题为“中国经济趋势与市场结构性机会”的演讲。他判断，中国经济今年会前高后低，股市或许要到明年才会有好的机会。

　　李迅雷认为，中国今年后几个月的经济增速会回落。因为，受欧美经济低迷影响，外需受限，出口会相对减少；而内需，受调控影响，其增速也会回落；投资，上半年同比增长26%，下半年会降低，特别是制造业这块投资会减少，房地产这块则要看保障房资金的落实情况，总体而言，也可能会减少。“总的来说，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9.7%，二季度9.5%，上半年9.6%，三季度可能在9%左右，四季度或在8%上下，前高后低比较明显。”

“目前中国经济压力重重，但是无论是硬着陆还是软着陆，我对其都有信心。”李迅雷指出，地方债、房地产泡沫、贫富差距大、人民币升值、少数产品价格体系扭曲等都给中国经济不少压力和障碍，促使其转型升级。日本、韩国当初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但经过种种阵痛后，还是成功了。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积累了很多财富和经验，又有丰富的自然、人力资源，而且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看，21世纪应该是新兴国家崛起的时期，所以中国转型成功的可能性很大，危机既是风险也是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