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周末我在青岛参加“中国财富论坛”，期间记者问我这次中国A股被纳入MSCI的概率大不大，我回答说，应该比较大吧，毕竟中国这些年来为纳入新兴市场指数做了很大努力，且屡次闯关失败。但随着沪港通、深港通的推进，A股国际化程度已经明显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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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我第一次坐高铁到一个从未去过的城市参加会议，那个城市叫郴州。我想，如果没有高铁，主办方估计就不会在那里举办资本市场研讨会。两个月前，我又去了枣庄，据说自从京沪高铁开通之后，枣庄就成了作为金融中心的上海和作为政治中心北京这两个中心城市之间的中心。确实，高铁改变或正在改变中国的经济地理——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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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于全球经济复苏，中国出口回稳向好，外部环境整体有利于国内经济。人口老龄化等因素导致国内经济下行，政府主要采取加大基建投资等方式稳增长，但长期靠投资拉动经济的模式会导致货币持续大规模扩张，而从带来高杠杆和资产泡沫等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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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末，证券市场出台了减持新规，引发媒体热议。看到不少市场人士转悲为喜，就如同看到小孩的脸——眼泪还未擦干，瞬间又欢呼雀跃了。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中国股市早就成为全球市值第二的超大市场了，为何众多投资者仍把股指下跌归咎于股票供给过度呢？市场各路参与方应找出A股市场长期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切中要害地探寻出解决症结的路径。
过去，国内投资者对五月的股市往往比较憧憬，称之为“红五月”，而今年，财经媒体上很少出现“红五月”这三个字了，倒是有不少人借用西方股市的谚语——Sell in May（五月卖）来表达对五月股市的担忧。从今年五月第一周股市的表现来看，似乎也印证了Sell in May and go away的趋向。然而，股市的上涨或下跌，往往是解释容易而预测难，因此，本文想探讨的不是股市为何下跌，而是在政策同样收紧的情况下，为何楼市表现强劲但股市表现差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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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最近上海房租开始下跌。无论这属于短暂下跌还是趋势性下跌，我们都不应忽视的事实是：这两年上海常住人口的数量几乎不增加了。2016年，上海常住人口仅增加了4.7万人，其中，户籍常住人口增加6万人，这意味着外来常住人口减少了1.3万人，上海的外来人口连续两年减少了。不仅是上海如此，北京也有类似情况。2016年，北京常住人口仅增加2.4万人，外来人口常住占比也在减少。那么，从全国范围来看，人口流向是否真的出现扭转了呢？如果是逆转，将对中国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
人口流向已发生部分逆转
根据官方数据，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首次出现减少，流动人口数量从2014年的2.52亿降至2015年的2.47亿，减少了约500万人，2016年进一步减少200多万人，至2.45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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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周期上行难改经济下行趋势
今天有记者打电话问：为何在各项经济数据都那么好的情况下，钢材价格却出现了下跌？我回答，我对钢铁价格缺乏深入研究，这或许是库存因素导致的——当钢材或铁矿石库存水平较低的时候，只要下端需求增加，补库存的需要就会同步增加，这就导致了现实需求的成倍增长，反之亦然。钢材价格自2015年末的低点上涨，已经上涨了一年多时间，想必累积了不少库存，存在去库存的压力。
由于经济活动存在上下游之间、内外部之间的传导过程，故出现“时滞”现象。此外，由于传导速度有快有慢，使得“时滞”也有长有短。例如，在自然界我们总是先看到闪电，然后听到雷声，这是因为光速比声速快得多，故雷声相对于闪电而言存在时间的滞后。然而，不少人害怕轰鸣的雷声甚于划过长空的闪电，但实际上雷声不具备杀伤力，闪电才是真正有破坏性的力量。
正是由于经济活动的这种“时滞”，这使得人们时常被表象迷惑，甚至导致决策失误。例如，对于此轮周期性行业的回暖，不少人认为是新一轮经济周期的崛起，那为何不是经济下行这一中长周期中的短暂反弹呢？中国经济增速的高点出现在2007年，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中国推出了两年四万亿元的基建投资刺激政策，这一政策至2011年基本结束，但随着经济增速的进一步下行，政府终于在2012年中期启动了新一轮的经济刺激。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2012年5月27日下午，国家发改委正式核准广东湛江钢铁基地项目动工建设，湛江市长在国家发改委门前难抑激动亲吻批复文件。
2013年起，我国的基建投资（不含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速再度回升，投资规模达到7.1万亿元，之后三年（2014-16年）分别达到8.7、10.1和11.9万亿元，连续四年维持超过或接近20%的高增长，但同期制造业投资增速却大幅回落，从2012年的22%回落至2016年的4.2%。与此同时，GDP增速也从2012年的7.7%降至2016年的6.7%，说明尽管政府试图通过大力度的基建投资实现稳增长，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不过，中上游行业连续几年去产能和刺激需求，势必会带来中上游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如2015年末开始，钢铁等一批大宗商品的价格开始蠢蠢欲动，但宏观层面的刺激政策却丝毫不敢懈怠，2016年一季度信贷规模达到4.6万亿元，超过2009年为应对次贷危机时的投放规模。因此，尽管经济出现了转好的兆头，但由于时滞的存在，导致了政策上的过度刺激。不仅决策层很难把握经济的冷热度，民企也同样难以做出正确的判断，如2016年第一季度民间投资出现了断崖式下滑，这相当于在经济增速的短期最低点“出货”。
不难发现，PPI的同比数据自2012年3月开始为负，持续了四年多，直至2016年的9月才由负转正，但PPI的环比数据则从2016年的3月就开始转正。总体而言，实体经济中民间投资者的整体行为与资本市场上散户投资者的整体行为没有太大差异，即都是追涨杀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时滞因素，若持续不断的巨大投入并未在一段时间之后达到预期效果，就会使得人们对经济更加悲观。
如今，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大家对未来经济似乎又有了信心，因为公布的数据很靓丽，如今年1-2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31.5%，就连出口在3月份都增长了16.4%，创出两年来的新高。此外，发电量、铁路货运量等指标也创出多年来的新高，但这其中大部分数据都可以归结为2012年中期以来经济持续刺激所带来的滞后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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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几天有关雄安的官方口径中，无论是新华社通稿、人民日报评论、还是发改委主任何立峰等人的解读，都强调了雄安新区的功能是积极承接北京的非首都功能疏解。但如果目标仅限于此，雄安还能称得上是“千年大计”吗？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特邀成员、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撰文称，称之为千年大计的雄安新区，或许肩负着更大的历史使命。而考虑到迁都的种种影响，当前提此事时机并不成熟。
而无论这个“都”迁或不迁，都不妨碍将雄安打造成一个改革样本城。李迅雷认为，模仿当年的深圳和浦东开发，通过建立特区或新区的方式，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60项改革任务在雄安实践，生根落地后再向全国推广，或许能够成为我们推进深水区改革的一个突破口。
更为重要和紧迫的是，李迅雷强调，对于白纸一张的雄安新区，必须阻止地产商、炒房客进入，防止新区建设的房地产化。唯有在这样的前提背景下，雄安新区方能建设成为中国开放的新高地和对外合作的新平台，吸引高端高新产业项目和各类人才流入。
怎样的变革才能称为千年大计？
by 李迅雷
不“迁都”，何谓千年大计？
根据中国古都学会的认定，中国有十大古都，分别为北京、开封、南京、洛阳、西安、杭州、安阳、郑州、大同和成都。北京作为城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秦汉以来则一直是中国北方的军事和商业重镇，也是战国时期燕国、辽、金、元、明、清的国都。北京作为战国时期燕国国都时，称为蓟；辽代称为幽州，后称南京，当时是作为陪都；金的时候称中都；元朝时称大都；明朝永乐之前叫北平，即平定北方之意，永乐之后及清朝都叫北京。
北京自新中国成立至今已有近70年的发展历史，而且，这70年的发展速度也是有史以来最快的，无论是城市规模还是辐射影响力，都是历朝历代无法比拟的。然而，北京在超常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大城市病等诸多问题，如城市的发展模式是摊大饼，目前已摊至六环，交通拥堵现象越来越严重，汽车数量暴增带来的尾气大量排放进一步加重了空气污染，城市已不堪重负。
北京作为首都，按帝王时代的城市布局发展下去，要彻底治理顽疾几乎不可能，靠通州这样的副中心疏导，也只是缓解而已，标本都难治 。如作为经济金融中心的超大城市上海，有浦东和虹桥两个机场，而北京主要靠首都国际机场；到2016年底，北京的汽车保有量达到548万辆，为全国第一，上海为322万辆，比北京少226万辆，但人口数量却超过北京。北京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首都和世界级大城市，单就交通拥堵与空气污染这两个问题而言，已是亟待解决。交通拥堵严重影响人们的日常出行和办事效率，污染问题则影响到所有人的健康和生活质量。
从国际经验看，解决大城市病基本上都是用了“跳出去建新城”的办法，尽管规划建设雄安新提出要突出七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中并未隐含“迁都”的意思，且认为这是对于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的探讨。但如果目标仅限于此，则与通州模式类似，雄安成为北京或首都的副中心，那就称不上千年大计了，甚至还比不上当年深圳经济特区和浦东开发开放的影响力和历史意义。
从深圳和浦东开发开放的实践看，建成并取得国内外举足轻重地位的时间仅需20-30年，所以，按深圳和浦东的标准建设雄安新区，最多也只能称为“百年大计”，所以，称之为千年大计的雄安新区，应该是肩负着更大的历史使命。当然，考虑到迁都并非易事，也容易造成预期变化而引发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故当前提迁都时机并不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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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房价上涨与人口流动之间关系
从长期看，经济增长就是一种人口现象，因为在拉动经济的三大生产要素中，人力资源是最重要的要素。从80年代初至2010年，中国经济能维持10%左右的高速增长，与农业人口大量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有关，农村廉价劳动力和不断提升的劳动力素质，支持经济持续高增长。
流动人口规模的增加，不仅促使经济高增长和房地产业繁荣，而且还带来土地价格和房价的不断上涨，因为人口迁徙就是城镇化的过程。
在2000-2010年间，我国人口迁徙总体方向是从西往东流动，这与东部的房价涨幅高于中西部是一致的。如上海2000年的常住人口为1670万左右，到2010年增加到2300万左右，新增630万左右，增幅为38%；北京2000年的人口为1380万，至2010年达到1960万，增加580万，增幅为42%；深圳2000年常住人口为700万，至2010年增加至1035万人，十年共增加335万人，增幅为48%。这三大城市的常住人口在2000-2010年增速，分别是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最大的，同时，房价涨幅也是全国各大城市中位居前三的。
不过，2011年之后，新增农民工数量出现了回落，与之相随的是GDP增速连续六年的回落，同时，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也从2010年33%的峰值开始回落。2015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只有1%，五年内增速回落如此之快，真是叹为观止。尽管2016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反弹了，但今年再度回落应该是大概率事件。既然从长期看经济增长是人口现象，且楼市能否持续向上也取决于经济增速的变化，故研究人口的流动性与年龄结构的变化，有助于判断经济增长趋势和房地产牛市的拐点。
以农村人口转移为特征的城镇化近尾声
关于人口的流动性，主要关注两个指标，一是新增外出农民工数量，按国家统计局定义，离开乡镇去外面打工的就算作外出农民工，哪怕同一个县内的农村劳动力在不同乡镇间流动，都纳入到外出农民工统计范畴。2015年中国新增外出农民工数量只有60万，2016年进一步降至50万，比上一年仅增长0.3%，与2010年新增800万及增长5.5%相比，出现巨幅下降，这说明时下离开乡镇的农民工几乎都没有了。二是流动人口数量，2015年中国的流动人口首次减少近500万，2016年继续减少了200多万。
这两大指标已经连续两年接近于零或负值，意味着以农村人口转移为特征的城镇化已经接近尾声，城镇化进程更多地表现为本乡本土的城镇化。如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5年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39.9%，2016年达到41.2%，增长1.3%，但城镇化率仅从56.1%上升至57.35%，增长1.25%，说明去年的城镇化率的提升基本是靠农村户口转为非农户口来实现的，并非迁徙人口导致 。
部分地区农民工过剩现象已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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